2013年12月4日,由於內部管理混亂、多名記者涉嫌新聞敲詐,創刊於1994年元月的《中國特產報》(以下簡稱“特產報”)在即將迎來自己二十周年報慶之際,收到了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一紙行政處罰決定書,被正式吊銷了報紙的出版許可證。
  早在2013年4月,特產報就被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要求停業整頓。在2013年8月26日報社第二次發出復刊申請前10天,特產報又有記者因涉嫌新聞敲詐被事發當地公安機關刑拘,這斷送了這家報紙復刊的可能性。
  與其說是新聞機構,這家在去年整頓前總共只有不到70名員工的報社,不如說更像一個家庭作坊式的公關公司。整頓前,一手創辦並掌控著這張報紙的女強人劉真是報社社長,女兒崔銘是總編輯兼副社長,丈夫崔世傑則是經濟新聞部主任。
  新聞從來不是這家報社最重要的產品。創刊之初,特產報主要以辦特產文化節、認證特產之鄉來維持運營。2010年左右,特產報開始大舉通過事業發展中心對外承包專刊版面,並給承包人辦理記者證,一家專註特產報道的報紙還出版了《社會與法治》這樣的專刊。
  除收取每年約20萬元的承包費,報社對承包人過問甚少。據審計報告,特產報有20多名持證記者沒有工資收入,需要自謀生計。而從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調查情況來看,這些所謂的記者更像是“勤勞”的廣告銷售員,他們隨身攜帶代理廣告協議出差,以輿論監督之名換取廣告費用。
  停刊整頓時繼續敲詐
  特產報最早被調查,是源於該報記者劉會麗、楊飛、郭煥璋在寧夏數次新聞採訪。而最終被吊銷出版許可證,則是因為記者王銘澤在報社停業整頓時,仍然在外進行新聞敲詐。
  2010年7月,特產報記者劉會麗、工作人員郭煥璋等人到寧夏回族自治區永寧縣望洪鎮南方村採訪新農村建設,稱新建的南方新村的選址在基本農田保護範圍內,隨後給該縣發去核實函。
  永寧縣委宣傳部在材料中表示,當地新農村改造後對原有的村落進行了集中整合,再進行復耕後節約出了390畝土地,符合相關規定。
  永寧縣稱,在與劉會麗一行溝通時,對方提出在特產報刊登半個版報道就不再予以曝光。而望洪鎮原黨委書記請示領導後,為了不把“問題”擴大化、炒作化,指派專人進行了“處理”,支付了6萬元宣傳費,之後在特產報上刊登題為《望洪鎮:夯實農業基礎,推進“富民工程”》和《中華回鄉文化園——展現回族伊斯蘭歷史文化第一園》兩篇宣傳報道。
  之後,幾乎是用相同的手段,2010年9月,劉會麗、郭煥璋等人到寧夏靈武市採訪新區建設用地問題,發去核實函後,靈武市委宣傳部拿出了8萬元的宣傳費,換來了特產報A4版上的一篇名為《爭創一流 精益求“金”將靈武打造成國際精品羊絨之都》的宣傳報道。
  2011年8月,郭煥璋、楊飛再次來到靈武市,這次是採訪全民創業園用地問題。當地宣傳部門稱,在答覆了相關的採訪問題後,楊飛對回覆不置可否,而是提出收取8萬元做一個彩色專版。這次的錢,是稿子涉及的靈武市國土資源局、住房和城鄉建設局支付的。
  至此,事情仍算順利,但2012年的數次採訪導致了事發。
  年初,被選中的又是永寧縣。據郭煥璋本人在筆錄中回憶,他在2011年採訪了寧夏永寧縣住建局拖欠工程款的問題:“我基於促進開發商兌現農民工工資進行的採訪。”2012年1月19日,這篇名為《他們拿著工程款在玩什麼貓膩》的稿件發佈在東方法制報網站。
  就在這次採訪之後,2月,郭煥璋又去靈武市崇興派出所採訪。靈武市公安局的書面材料稱,郭煥璋在發來採訪核實函後,表示可以收費6萬元,給公安機關刊登正面報道。7月,郭煥璋又採訪了青銅峽市草原徵地補償的問題。在稿件發給相關領導後,青銅峽市委宣傳部赴北京協調,最終攔下了該稿件。
  密集的採訪最終引來了“麻煩”。當年8月,寧夏回族自治區新聞出版局將特產報自2010年以來在寧夏涉嫌新聞敲詐的情況彙總並上報。2013年2月,特產報社作出書面回應,稱系記者個人行為,相關記者已經被解聘,而記者收取的費用都被報社廣告代理公司獲取,報社並不知情。
  2013年4月,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決定對該報暫緩年度核驗,由其主管單位某協會對報社進行停業整頓。當年9月,此前聲稱沒有收到錢的特產報社,用報社的賬戶退還了其中的兩筆宣傳費。
  同年8月26日,停刊整頓4個月的特產報再次向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遞交了復刊申請。
  在這份復刊申請中,特產報社稱,“通過修改完善報社各種制度,漏洞基本堵住”,“特別是整頓期間,所有持有記者證的採編人員與報社簽訂遵紀守章承諾書,保證遵守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中國記協的各項規定”。
  然而,就在這份申請書完成之前的10天,8月16日,該報記者王銘澤因涉嫌新聞敲詐在陝西省彬縣被逮捕。此前他正在採訪彬縣的糧食補助問題,並以此獲得4萬元正面宣傳費。
  不巧的是,由於給對方開的發票有問題,當地宣傳部查詢後發現這是一家正在整頓的報紙。這成為壓垮特產報的最後一根稻草。
  24萬元當主編髮記者證
  縱觀幾名事發記者的操作手法,無一例外是先從網上找到舉報材料,之後將稿件以核實函的名義發給當地宣傳部,在進一步與政府溝通時,提出可以收錢做正面宣傳報道,談成後,記者以自己的名義在報紙上刊發稿件。
  這顯然是一樁危險的生意,它的產生壯大是源於特產報內部混亂的專刊管理制度。該報設有專刊部和事業發展中心,管理專刊的經營、廣告,這兩個部門的負責人均為黃道軍。
  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筆錄中,劉真稱:“報社事業發展中心主要是在報社發展方面做一些工作,是採訪部門還是經營部門,在設置時界限還不是很清晰,但主要是從事經營、廣告代理合作等。”
  劉真在筆錄中表示:“專刊部有20多人,大部分人員都有記者證,事業發展中心人員沒有記者證。專刊部沒有公章,事業發展中心有公章,原則上報社分管領導同意,就可以使用公章,這些發出的核實函我不清楚。”
  實際上,被查出問題的4名記者均屬於專刊部。根據審計,到2013年4月,特產報社共有66名員工,正式聘用人員61名,其中9人為借調、退休人員,在剩下的員工中,有20餘名持證記者均不在報社領取工資,他們大多屬於專刊部門,需要自謀生計。
  據報社以前的老編輯介紹,報社事業發展中心和專刊部,實際上就是負責承辦專刊版面的部門。承包專刊的人平時也不在報社,甚至不在北京,與特產報主報的員工幾乎沒有交集,一般主報的記者、編輯都不知道他們在外面做什麼。
  每年交大約20萬元,就可以獲得正規的記者證、採訪函乃至一個專刊主編的頭銜,並擁有相關版面的刊登權。你是報社的員工,但報社既不發給你工資,也不對你進行管理,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按時交錢。
  劉會麗就是此前的聚焦三農專刊主編,在調查筆錄中,劉會麗表示,她每年需要上交24萬元,同時獲得每個月一期4個版的版面。此外,拉來宣傳費後,她大約有30%~40%的返點。
  事實上,劉會麗前往寧夏採訪時,就隨身攜帶著廣告公司的合同,對方同意,就立刻以報社代理廣告公司的名義簽字合作。
  王銘澤則更徹底,他是直接以陝西省生產力協會的名義與事業發展中心簽訂的廣告代理合同。
  根據該合同,王銘澤每年需要付出30萬元,獲得的是特產報專版《市縣經濟專刊》的廣告代理權,以及“相關工作證件、介紹信及樣報”。而“該刊所經營的廣告收入,除應交報社廣告款外,其餘部分乙方(王銘澤——記者註)自行支配”。
  事業發展中心主任、專刊部負責人黃道軍稱,王銘澤實際上只是特產報的一個普通記者,但翻閱特產報,可以發現王銘澤的署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為該報市縣經濟專刊主編。
  除去交錢,王銘澤和報社交集甚少。黃道軍在訊問筆錄中表示:“王銘澤怎麼拉錢的我不知道,我就每次通知他要向報社交錢了,王銘澤就把錢打到報社。”
  黃道軍稱,王銘澤2010年3月到2011年3月有48個版面的刊登權,此後繼續,“我們報社也不給王銘澤發工資。2013年報社停刊整頓,所以沒交了,現在應該有50多萬元”。
  黃道軍稱,報社與王銘澤談的是假如對方需要發票,則由報社統一開具。但實際上,王銘澤一次也沒有要過發票,交錢也都是直接打到報社賬戶上。
  由於沒有嚴格的財務制度,每年上交完承包款後究竟能有多少收益很難計算清楚。以王銘澤為例,這次彬縣事發時,他先是讓地方政府給自己洗了車加了油,在談成4萬元宣傳費後,轉手就分給了一起參與活動的同伴1.9萬元。
  巨額的承包費用,以及形同虛設的內部管理成為新聞敲詐的原動力。一名老員工評價說,“這麼高的承包費,別人不敲詐靠什麼賺回來?”
  “不搞沒法活”
  最初的特產報並不做負面報道,這家從設立之初就沒有任何編製,主管單位也沒有任何投入的單位,一直是自收自支,自負盈虧。
  早年,憑藉與地方政府合作推廣各地特產,報社也足夠維持運轉並逐年擴大經營。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互聯網的普及,特產報這種既無法適應新的形勢,又無體制內資源庇蔭的媒體,生存日益艱難。
  評選特產之鄉和舉辦中國特產文化節、中國特色經濟發展戰略研討會、中國特產之鄉總結表彰大會等活動曾是特產報創辦之初的主要收入來源。
  1995年3月的第一屆“全國首批百家中國特產之鄉”可謂盛況空前:活動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合作單位包括一些部委和中央新聞單位,出席嘉賓有一些知名人士。而參加評選的特產之鄉,都是由劉真跑來的。
  在信息流通尚不算便捷的年代,這樣的推廣方式還有相當的市場。通常,特產報的工作就是出面組織相關部門為當地的特產推廣策劃活動,同時給地方政府頒發某某特產之鄉的牌子。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老員工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地方政府最初還是相當支持與特產報的合作:“遠的不說,北京龐各莊的西瓜之鄉、採育鎮的葡萄之鄉,當時跟我們有很好的合作。”
  在最初的輝煌之後,報社管理上開始出現一些問題,老員工的工資沒有提高,導致很多老人離開,“普通老員工可能只有1000元的基本工資,我們離開以後起碼翻一番。”
  老人的離開一度導致報社活動無法正常舉辦。另外一位曾經服務報社超過10年、後來離職的副總表示,劉真過於壓低成本,追求利潤,但是服務卻沒有做好。
  這位前副總介紹說,最開始報社評選一個特產之鄉只要1萬元,後來漲價到兩三萬、七八萬元甚至更高:“比如在廣東評選特產之鄉,一個特產之鄉要價二三十萬元,你又不是國家認證機關和質量監督機關,本身沒有權威性,你就只是授予人家一個特產之鄉的牌子,能起多大作用,就收那麼高的費用?”
  特產報最初由中國農學會主管、中國農協會特產協會主辦,後由中國科協主管、中國農學會主辦。2006年10月,根據行業報體制改革精神,特產報作為試點單位,由某協會主管主辦。
  知情人士稱,此前掛靠在中國農協會時,上級主管單位查得比較嚴,但劃給某協會後,管理很鬆散,劉真自己還兼任某協會的副會長。
  隨著老人的離開、互聯網的衝擊以及報業競爭的加劇,特產報成立了報社事業發展中心作為應對,這個介於採訪與經營之間且管理鬆散的部門,很快成為報社收入的重要來源,而發包專刊成為特產報的新財路。
  一名專刊的主編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特產報幾乎沒有硬廣告,發行量最多的時候差不多兩萬份,少的時候只有五六千份,拉軟文的優勢也不大。這位主編稱,自己聽說過承包版面做負面的事情,但是他自己的版面沒有這種情況。
  通過承包專刊,間接開發負面新聞賺錢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雖然劉真在筆錄中否認自己知曉相關情況,但一位熟悉劉真的人士表示,自己曾經勸過劉真不要這樣搞,但她說:“不搞沒法活。”
  “他們的主管單位沒有什麼支持,行業資源也一般,但是誰想死呢?”上述匿名人士說。
  家族式管理
  除去對專刊的管理混亂,特產報主報內部也幾乎是一個家庭式的管理模式,被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認為是“家庭辦報的代表”。
  現年64歲的劉真是這張報紙的絕對核心,她已經在特產報當了18年的總編輯、19年的社長。在停刊整頓之前,她的女兒崔銘擔任總編輯、副社長,劉真的丈夫崔世傑則擔任經濟新聞部主任。
  劉真經歷過上山下鄉,做過集體戶戶長、大隊革委會委員、大隊婦女主任、公社後備幹部,並一度擔任中國經濟新聞報社吉林記者站站長,她被特產報的諸多下屬認為“很強勢”、不太能聽進去意見、會跑關係,是“社會活動家”。
  1992年,劉真離開中國經濟新聞報社吉林記者站,開始在吉林籌辦特產報。幾位較早參與報社工作的員工回憶,與在籌辦初期,特產報尚未最終定名,所使用的也是吉林刊號,經過劉真的四處活動,最終才獲得“中國”字頭,並從吉林遷到了北京。
  前述離開的副總稱,每年全國兩會,劉真都會積极參加並和領導合影,之後放大印在報紙和畫冊上。特產報創刊10周年時,整個一版通版都是劉真和領導人的合影。
  特產報的內部管理並沒有嚴格的規章制度,很多職務的任命都是劉真口頭宣佈即可。一位報社老員工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特產報社裡有一種說法叫“一支筆”,即劉真的一支筆決定一切,劉真的女兒崔銘,就是在極短的時間內被提拔為了社長助理。
  在特產報的復刊申請書上,崔銘被描述為,1999年7月從中國政法大學畢業後,到農業部主管的中國農機安全報社工作,2000年9月,崔銘放棄原工作,進入了特產報社。
  復刊申請書稱,崔銘“先後任編輯、記者、採訪部副主任、主任、社長助理、副總編輯等職務”,是“原主管主辦單位和產業報協會、報社多年培養的年輕幹部”。
  但中國青年報記者看到的崔銘畢業證書,實際上是一張由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委員會頒發的法律專科畢業證書,查詢該畢業證書編號,崔銘的畢業時間應該為2000年12月。
  根據崔銘《領取記者證情況表》上的簡歷,崔在2002年1月,即畢業一年零一個月以後,就開始擔任總編助理一職。如果按照復刊書的說法,這意味著彼時25歲專科畢業的崔銘,在畢業一年後就已經走完了編輯、記者、採訪部副主任、主任的歷練。
  一位曾不滿劉真家族式管理,後來離開報社的副總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崔銘很早就作為編輯在報社工作了。她從中國政法大學畢業後,就以實習的名義在報社熟悉業務。後來劉真就要提拔女兒做副總編,我當時覺得這樣做不合適,便跟劉真提出建議,說崔銘應該再鍛煉幾年,等她水平得到大家認可時再提拔她,這樣做水到渠成。否則明顯違反了幹部管理原則,變成‘家天下’管理,容易引起大家不滿,而且對崔銘的自身成長也不好。”
  但根據特產報複刊申請中的說法,崔銘“從基層乾起,培養考核多年,政治業務素質較高,有一定的群眾基礎”,所以在2012年被任命為總編輯,任命是“組織行為”。
  復刊申請中,特產報社稱劉真的丈夫崔世傑並未在報社領取過工資,或有任職,只是在兩會時來幫過忙。但崔世傑《領取記者證情況表》上的簡歷顯示,他是2007年5月加入中國特產報,並以中國特產報經濟部主任的名義於2010年取得記者證。
  前述離開的副總稱,劉真經常以自己家人工資也很低為由抵制加工資,但財務大權都在劉真手上,並沒有人能瞭解報社錢款的去向,“報社很不正規,家族管理太嚴重,這最終讓我離開”。
  在去年被吊銷出版許可證之後,中國特產報社已經不復存在,員工們已經各奔東西,危險的生意也無法繼續。而在這家報社幾經變幻的最後一處辦公地點化工大廈里,鼎盛時期的八間辦公室只剩下孤零零的一間了。
  “早該倒閉了”,如今已經離開北京的那位前副總說。
  另一位此前的報社中層,則在交流中更多地流露出了對往昔報社風光時的懷念之意,“我們老一輩報人對報社都是有感情的,其實以前只做特產,也能活下去呀。”
  本報北京4月13日電  (原標題:一張家族報紙的危險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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